影响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

　　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国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历史因素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至今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决定着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大国的不同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国情。毛泽东当年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号召理论联系实际，曾经提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801，提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820对于这些基本原则，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坚持并加深认识。

　　例如，学术界往往将中俄(中苏)两国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政策作比较。但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却大不一样。列宁曾经把沙皇俄国称作“各族人民的监狱”，封建社会帝制时代的中国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恐怕就不能笼统地这样说。[1]旧中国无疑存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但是也存在各民族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存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彼此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古代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缔造了长期延续、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各个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近代以来，各民族又共同团结进行了反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强化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这样长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于各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族认同，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挫屡起，团结奋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使得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帝国主义的分裂图谋和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大潮而不被解体?对于这些，我们今天也还仍然需要多维度思考并加深认识。

　　一个值得提出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变更。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次革命之前的中国，处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国家面临强大的内外敌人和严重的分裂危机；两次革命，革命党人都在向外部世界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学习。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俄为师”的，而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有榜样，这榜样就是当时被视为“共和国之母”的美利坚合众国。两次革命，中国建国的“老师”和榜样刚巧都是西方的联邦制国家。两次革命又大体时值今人所谓的两次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之际。然而，两次革命之后，中国却都没有选择“老师”的联邦制，而是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有的地方还提出了“联省自治”的诉求，但是革命之后还是很快实现了“五族共和”，有的边疆省份还提出过“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口号，拥护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的共和国。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关头，不仅清朝皇室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主张“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而且，以西盟王公为代表的内蒙古王公贵族还提出“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明确反对外蒙古的独立主张，使得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2]清朝皇室及蒙古王公贵族的这种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也逐渐遍及于民间，并且反映在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例如，著名满族作家老舍就在其剧作和小说中，让其笔下人物表达出“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中华各民族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这样的话，从而以文学形式一再表达了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3]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较长时间主张民族自决之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决定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获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载入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基于对于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国情不断加深认识和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今天回顾这些历史，深入认识其中的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看到我国民族国情和民族关系方面“中国特色”的历史沿革，也有助于认识为什么帝国主义不能瓜分中国，一次次的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没有分裂中国的深层次原因，并深刻认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也是我们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的坚实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