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关系方面的忧患意识与民族认同

　　民族关系方面的忧患意识与“民族问题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般说来，忧患意识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精神状态。它能使我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沉浸于“莺歌燕舞”，而是对于现存的问题保持警醒。但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不恰当的忧患意识即忧患意识过度，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可能造成思想混乱，伤害我们的自信心，甚至可能损害国家、民族和公民的利益，带来社会的灾难。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患了“恐资症”。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担心资本主义复辟，担忧党和国家会改变颜色，把城乡私营经济的存在或农民的一块自留地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之。这是导致当时人民生活贫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这样的“忧患意识”造成的重大失误和教训深刻，我们要牢牢记取。

　　以这种不恰当的忧患意识看待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认为今不如昔、我不如人，甚至由此而主张改变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改变党和政府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不仅是不慎重的，甚至是危险的。难怪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有些人‘左倾’思潮有所抬头，甚至思想理论界也有少数人跟着瞎起哄。有人现在又在鼓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倾’政策，要‘消除民族差别’，要‘促进民族融合’……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5]

　　其实，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不同民族个体成员即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关系。[6]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人际关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反映到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千百年来，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各民族农牧民热情好客，会乐于接待远方其他民族的陌生来客，甚至免费提供住宿。但是一旦他们居住的地方市场经济发展了，城市化了，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可以预见在这些地方如果民族兄弟姐妹开起了饭馆、旅社，免费食宿当然不再可能。人们也不必因此而认为我们的民族关系变得今不如昔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昔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不通路、不通邮、几乎与世隔绝的时代。笔者以为，现在的民族关系在某些地方、某个时间段不尽人意，亦不必过度焦虑，更不可因此而质疑宪法对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或者总希望找出办法“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并通过“淡化”民族意识来消弭必定会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

    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意义即在于此。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主流和光明面，看到各民族的四个认同在不断增进。试举田野调查一例，笔者数年来与所住社区工作的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家政服务员很熟悉。她是白族，和她的同乡们一起来京打工，老乡之间讲自己的白族语言，有着清晰的本民族意识。但是有一天餐桌上聊天，她突发感慨：“我们对国家实在是没有什么贡献。现在农业税也不交了，我们只是年复一年自己种地自己吃。一旦有天灾，国家还要救济。”我马上意识到她明确的国家认同感。她无疑有着清晰的自己是白族的民族意识，她的家乡的民族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种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乃至当地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究竟对于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于她的国家认同有多大负面影响呢?对此要具体分析。今天，在中国各民族中，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否一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呢?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是不是一定要以淡化各民族成员的本民族意识为条件或为导向呢?如果我们今天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那么它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任务吗?我们的学者尤其是民族理论工作者，对此应该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正确的认识，而不能先验地甚至贸然地下结论。

　　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得出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明确的国家认同的结论。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认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是正常的，并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可能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但是却对自己是中国公民非常清楚。他们帮助巡边护边，他们每天升降国旗，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自豪感。[4]

　　再举一例。大约在2012年，中央党校新疆班的组织员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其身边的故事：一位维吾尔族学员的读小学的孙子第一次来北京，吵着闹着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时值暑假之前，天亮甚早，学员带着孩子打车在上课之前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的读小学的孙子一路都在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5]此事发生于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体现出西部地区新一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从一个侧面说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年来坚持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有成效的。

　　再以西南边疆地区的西藏为例。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人民解放军作战越过“麦克马洪线”后很快即奉命撤回。其时麦线以南的门巴族聚居区已被印方非法占领十多年，但是当地门巴族百姓听说部队和工作队要奉命撤离的消息后，竟然推举曾经担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老人前来挽留，表示“我们门巴过去是大皇帝的老百姓，今天是解放军和工作队的老百姓，只要解放军和工作队留下来，我们乐意支差纳税”。今天的藏南地区，印度非法占领区姑置不论，墨脱县已经摘下了“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的帽子。来自墨脱的80后的人大代表，不仅可以操一口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而且能讲英语。[6]这一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他们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岂可与当年同日而语!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所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7]，今天仍然是我国民族关系上的现实。而百年来在反对共同内外敌人的斗争和建设伟大祖国过程中积淀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更不是少数人的分裂挑唆破坏活动可以瓦解的。我们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忧患意识，应该保持在适当的“度”之内。超过了这个限度，可能会导致怀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本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伤害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不可取的。

　　肯定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批评对于我国民族关系上的不恰当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否认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实践中，需要坚持和完善。更何况还存在敌对势力的挑唆和破坏活动，人民内部还存在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我们在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也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将是一种常态，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最近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特别是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1]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围绕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和当代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争论，犹如在这一领域进行的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双方视野扩大了，认识深化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只能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真实状况；而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辩论、争论，特别是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理论界、学术界应该尊重和敬畏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在“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达成共识。在认识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时，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民族国情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着眼于全国的大局，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还是要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讲“三个离不开”；还是要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那样，“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多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把爱自己的民族与爱祖国、爱中华民族结合起来，逐步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同而和”的民族文化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斗!

　　注释：

　　[1]在1950年代和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国内理论界曾经存在这样的认识。例如，认为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这三个朝代或三个时期的反动统治，都是民族的牢狱”。“列宁说，俄国是民族的牢狱，旧中国也可以说是封建的民族牢狱，五十多个民族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统治民族的牢狱之中。”(参见李维汉.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31；李维汉：《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1983年10月。原件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请字[1983]第59号”，1983年11月28日。)

　　[2]这方面的史料可参见李爱军.近代中国“六族共和”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4)：73-77；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与发展[N].中国民族报，2011-07-29(07)；隆裕太后1912年2月以其名义颁布的清室《退位诏书》(见清实录·宣统政纪：第7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3)；西盟王公招待处编辑.西盟会议始末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代印，1913：43。

　　[3]参见舒庆春.老舍集·茶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33；老舍.老舍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65。同时还可参考《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试论满汉认同的几个问题》等文献(李宝玉，刘永文.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报刊小说(消闲演义)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J].2014(10)：73-79；滕绍箴.试论满汉认同的几个问题[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3)：1-16)

　　[4]参见曾江.中国哈萨克族有清晰的国家认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5-14(A-02)；贾启龙等.“中国二字”重千斤——记中吉边境柯尔克孜族护边员马塔郎·木沙.中国民族报.2014-11-07(01)；郭大利，王杰.44年每日升国旗，藏族阿妈获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民族报.2009-11-17(02)。

　　[5]这个故事，是出租车司机告诉新疆班组织员阎惠鸾的。讲述完亲历的故事，这位司机还感慨：“你们党校的新疆人真好!”2012年6月阎惠鸾告诉笔者后，笔者曾经电话采访当事人。

　　[6]参见阴法唐《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达旺日记》序言(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下卷[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857)；李寅.80后门巴族代表白玛曲珍：我肩负民族的责任[N].中国民族报，2013-03-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