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校是要注入大本钱的，这浅显的道理，人人知道。我是空着两手到台湾来的，何以能办得起学校，又何以能办成一系列的小学、中学、大学？广亚没有三头六臂，不会呼风唤雨，更不会自己造出纸币。除了自力更生节衣缩食，惨淡经营外，别无它法。

广亚常说：自助天助。我会省钱，我能存钱。我单身一人来台湾，妻子离散，音信隔绝，这是人生的不幸。但从另一方面说，少了家累，开支消费也就减少了许多。加上我勤俭节用，钱进了我的口袋，我不会随便乱花，这是农家出身的我自小养成的习惯。再者，我到台湾一年多光景时，一位同乡好友负责军报发行，利用业务人脉,抓住纸张缺货时机，着力囤积，并拉我出资参股。这时，正好赶上1949年6月台湾币制改革，以新台币取代旧台币。新币未立，物价波动，于是适时抛售囤积的纸张，大赚了一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以钱赚钱，投资获利的甜头。如果当时我的口袋里分文没有，每月到手的一点薪金吃光花净，遇到再好的机运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身边擦身而过。我这样省钱存钱，当时并没想到要等办学使用，说实话，我心里连办学的影子还没有呢！等到我萌发办学之念，并打定主意后，正好将这点钱全部投了进去。

我说过，我在台北办第一个育达的本钱是从我自身省下来的；我办的第二个育达——桃园育达的本钱，是我从台北育达身上省下来的。我曾经比喻办学是个大钱坑。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公务员，无论如何也省不出许多钱，所以一开始只是因陋就简，几经曲折，建成了简易校舍，是以应急为原则。学生招多了，就及时盖几间，学费也就跟着学生增多而水涨船高。一方面为开源频出新招，一方面又为节流精打细算，当用者节用，省到无可省之地。桃园育达分部开创的本钱，我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硬挤出来的。

至于第三个育达，即点点幼稚园，那是利用台北育达的一隅之地，于1974年开办的，旨在帮助台北育达的教职员工解决照顾稚龄子女的难题。其开办费用，也是我从台北育达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最后说到在大陆河南家乡办的升达学院、巩义成功学院、内蒙古经贸外语学院，还有在台湾苗栗办起的育达技术学院，每一所院校都是需要巨额投资的。我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单靠我口袋里省是根本不行的。环境逼人想出办法来，这就是搞副业赚钱。这副业就是我从1973年起涉足商界办的一家建设公司，经营房地产开发，中间的一次大挫折不必多说了，最后力挽狂澜于即倒，又经过十年拼搏，终于又赚到大钱，办大学才有了大本钱。我先至内蒙试点，而后郑州、北京，转回台湾苗栗，复返巩义家乡落点，到晚年竟然掀起了这一波办学的旋风。

办学校没有钱不行，单有钱还不行，还要人为事业投入青春和生命。我办学和别人不同，不是把学校建起来交给别人全权管理，自己当甩手掌柜；而是由我全权掌控，亲手经营，一切按照我的理念行事，成败得失由我负责，这就要付出极大的辛苦和劳累。我从28岁就开始走办学之路，到今年85岁了，57年岁月里，我的一切都投入了簧舍学堂，为造就新一代英才而殚精竭虑，其间的痛苦、辛酸、快乐与安慰，一言难尽。57年，我奔波了大半个地球，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我为办学事业全盘付出了，心血为此倾注，痛苦由此产生，事业由此成就，生命由此衰老，至今仍未停下脚步；可我不但无怨无悔，而且乐在其中。因为此生岁月，我没有在无所作为中荒废，更没有在寂寞无聊中消磨，我辛苦赚来的积蓄钱财，也没有供自己挥霍，而是点点滴滴都用在了泽被后人的教育事业上。我的无怨无悔，乐在其中，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