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文化自信离不开个人的主体自信。传统文化教育是实现主体自信的重要根基，其内涵不只是孔子和儒家，还有老子、庄子、墨子等等，以及数学、自然、生物各个方面；同时，要以我为主地吸收外来文化，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近几年，我们开始强调“文化自信”。如何做到“文化自信”？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传统，尤其是对20世纪文化资源重新进行整理、反思。例如，在谈到国家、民主问题时，鲁迅早期思想就很有先见之明。他的《文化偏至论》特别强调说，一般“民主”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文化具有自身特点，必须重新发扬从民族到个体的自觉性。“五四”的偏颇就在于完全跟着西方的“自由、民主”走，没有看到中国自身的原貌和特点。他的《破恶声论》就是反对人云亦云。又比如严复说，要开启民智，启发老百姓的觉悟，让他们自觉、自立，但是“随大流”现象依然很盛行。再比如，如何对待现代文化领域中的“学衡派”。我和我先生汤一介都认为“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一支。一提“新文化运动”，很多人就认为它是“五四”文学青年和主张打倒孔家店思想遗产的知识分子发起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也不是很中肯。其实当时“五四”进入“自由、民主”的新阶段，很大一部分是“学衡派”承担的，他们一方面要保存自己的国粹，另一方面要吸收新东西，进行融会贯通。所以，当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三个方面共同揭开了历史新一页。缺哪一方面都不行。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以我为主吸收外来新知，加以革新，创造新思想，这是我们文化领域一贯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符合时代趋势的提法。

　　从学科上说，我一直提倡“比较文学”应该从我们的民族文化出发。这个学科概念最早是西方提出来的，强调从多文化、跨文化角度进行学术研究，我们曾经跟着它走，一开始时中国的成分好像并不多。如果完全这样，就走不出一条自己的新路。我认为“比较文学”应该以中国为主体，也必须以中国为出发点，为根基。当然，从整个世界文化趋势上看，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实行的现代解构运动曾使一切权威和一元化思维黯然失色。我们不应该僵化，但同时要保持警惕，因为所谓现代解构使一切都零碎化、表面化、疏离化。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人们越来越感到后现代思潮的危机。于是，又有了“建构性”后现代思潮。它的核心是“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即“关心和谐及这种和谐与万物的关联”，把人和自然视为密切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即“天人合一”）。这也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

　　作为个体，尤其作为当下中国年轻人，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主体自信，想清楚这辈子要怎么过、要干什么。以学问来说，做一个怎样的学者呢？有人追求只做学问，这也有贡献，无可非议，但要成为真正的大家，是要关注时代和民族的。更重要的是，既要有对时代的关切，又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大的时代转折期，能够冲在前面不容易，持思想独立性同样不易。所以，我们国家倡导民族要独立、文化要自信，我们个人就要讲“主体自信”。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认为，我们还缺“主体自信”。目前的中小学什么都学，就是没有人教孩子们如何“自信”。传统文化教育是“主体自信”很重要的来源。如何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教什么，怎么教，都是问题。我们不能窄化这种教育。小孩如果白白板板地只会讲《弟子规》，只知道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这怎么行呢？现在的国学教育似乎比较偏重儒家。我的理解，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不一定只是孔子和儒家，还有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荀子等等，以及数学、自然、生物、生态各个方面。我们中国古人非常聪明，特别有成就，诺贝尔奖奖给在中国发轫的青蒿素，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广阔的。

　　从学科研究到基础教育，我们要将民族文化自信和个人的主体自信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国民整体素质提高，才能从根基上实现文化自信。

　　（中央文史研究馆张芬博士访谈整理）

　　乐黛云，生于1931年，苗族，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Intellectuals in Chinese Fiction》（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La Nature》（自然，法文版）、《跨文化之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