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随后，社会各相关方面行动起来，认真探讨、积极实践，在坚持中国化方向上形成广泛共识，各地在探索实践中取得了许多经验。
2018年12月26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路径”界别主题协商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在会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新方法，实践新路子。做好宗教中国化工作，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各宗教面临的难点问题，积极探索、久久为功。”
“全国政协民宗委此次召开‘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路径’界别主题协商座谈会，就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围绕新时代如何引导和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统一思想认识，探索实践经验，促进我国五大宗教在坚持中国化的方向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会议主持人、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王伟光说。
会上，5位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5位基层宗教界代表、5位宗教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了交流发言，大家畅所欲言，围绕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路径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介绍相关情况并对发言作了积极回应。
路径之一：建设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和制度规范
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影响，要想从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实现中国化目标，就必须让宗教思想中国化居于统领和基础地位。近年来，各宗教结合时代特征和要求，通过开展佛教三大语系讲经交流、道教玄门讲经、伊斯兰教新编卧尔兹演讲比赛、天主教本地化建设、基督教中国化探讨等活动，赋予了宗教教义教规新的时代内涵，已经形成了一批思想建设新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性表示，目前，中国佛教协会正在着手研究制定《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规划》，并已列入本会2019年重点工作计划，将全面加强佛教自身建设，致力建设继承佛教优良传统、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文化成果，积极探索新时代加强教风建设的有效方式，推动佛教健康传承发展。
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表示，道教中国化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具体而言，就是在保持本有的中国特色基础上，构建新时代的教义思想体系、戒律体系、人才体系、管理模式、服务模式等，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目前中国道教协会已经启动推进“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研究。“现代道教清规戒律体系”预计2019年拿出初步方案并在教内外广泛征求意见。
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说：“我们已完成了《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并将带领伊斯兰教界稳步落实。”杨发明还谈到，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国伊协于2017年4月和7月，分别召开清真寺建筑风格研讨会和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举办进一步凝聚了伊斯兰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共识，在广大穆斯林中产生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马英林说：“坚持我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必须有一个总体的、全面的、细致的工作规划来推进并逐步落实。为此，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研讨并广泛征询全国各地教会的意见，编制出台了《推进我国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2018-2022）》。”“为了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我们修订了《爱国会工作条例》、‘一会一团’章程、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教区管理制度、堂区民主管理制度，以及有关选圣主教的规定和教职人员认定备案制度等。这些规章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时代特色，成为教会中国化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徐晓鸿介绍说，2017年年底，基督教全国两会制定了《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2018年3月，正式启动实施。他还谈到，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在于“怎么化”，为此，必须在“化”字上下功夫。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建立我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体系将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长期的任务。
路径之二：创新载体方式，多措并举夯实基层实践
基层宗教工作部门和爱国宗教团体是宗教中国化的直接落实者。近年来，在党政有关部门的正确引导下，各宗教在基层的探索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杨发明代表中国伊斯兰教界作了题为“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大会发言，其中发出了“四进”清真寺倡议。2018年5月18日，中国伊协向各地伊协和清真寺发出开展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清真寺活动的倡议，并在北京、甘肃、宁夏等地同时举行了“四进”清真寺启动仪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之后，全国有条件的清真寺都开展了“四进”清真寺活动，并得到了我国宗教界的积极响应和强烈认同，各宗教也都举行了“四进”宗教活动场所的仪式。
座谈会上，大家对“四进”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四进”活动是推动“宗教中国化”在基层实践的有力载体。
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合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薛连喜介绍了合肥市基督教的实践。近年来，合肥市基督教开展了“四进”“四有”“三个讲好”活动。“四进”即国旗国歌、宣传标识、法治教育、道德典范进场所，“四有”即有主题活动、有专题讲稿、有规章制度、有社会服务，“三个讲好”即讲好我们的价值观、讲好我们的中国梦、讲好践行的好故事，在此基础上还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创建评比。“通过引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让信众知道一个好信徒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随者和践行者。”薛连喜说，基督教中国化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阵风，必须内外兼修，具体实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昆明迤西公清真寺教长代俊峰说，2018年，云南省伊协在沙特组织朝觐人员开展“锦绣中华、爱国情深、手绣国旗表眷爱”活动；以“朝觐路上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主题，在异国他乡发掘、探寻、感知“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开展“我对祖国说句心里话，做名荣耀的中国穆斯林”专题实践，大家身居国外，心怀祖国，纷纷表达对伟大祖国的强烈依赖和归属感，真诚情感可圈可点。
路径之三：推动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
宗教文化包括宗教典籍、宗教音乐、宗教礼仪、宗教建筑、宗教习俗等，范围十分广泛，内在与外在兼有。古往今来，各宗教在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扎根中华沃土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大家在座谈会上谈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道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在民众中得到广泛接受和传播。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开展汉文译著运动，成为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相融的有益探索。这些都是成功的经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引发“礼仪之争”，并最终导致“百年禁教”。这是历史的教训。历史充分证明,任何一种宗教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存，就必须自觉适应、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走中国化的道路。
“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必须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辽宁省大连市政协常委、天主教大连堂区神父刘占富感慨地说。他特别讲述了自己在基层33年的实践：在日常讲道中，努力将复杂的神学思想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章句解释阐述。比如，用中华文化中“多元通和”理念诠释圣经中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用国学中“冷眼观人、冷耳听语、冷情当感、冷心思理”的理念来解释圣经中谨守口舌、不说坏话、不言欺诈的要求，引导基督徒在任何事上不传谣不信谣，坚守爱国爱教底线。
薛连喜在发言中提到，合肥市基督教堂圣爱民乐团在圣乐中国化上进行了不懈努力，自1992年以来，就开始探索将二胡、笛子、琵琶、扬琴、古筝、唢呐等十余种民族乐器引入赞美音乐之中，并于1994年正式成立圣爱民乐团。20余年来，乐团始终坚持以引商刻羽的精专水准、品竹弹丝的颂赞方式深耕传统音乐，将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巧妙融合，自行创作和改编了《我爱中国教会歌》等30余首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我们要将宫观建设成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习中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吉宏忠说：“道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守护者。国学素养是我们的优势和衣钵。我们既有专门为皈依弟子开设的唱诵班、乐器班，也有为大众开设的太极拳和古琴班；既有服务社区老年人的养生讲座，也有年轻学者的《道教与精神分析》《道德经与心理治疗》读书会；既有为即将出国留学学生开设的书法与茶道课程，也有外国留学生琴棋书画专场体验课程。大家白天是道士，夜晚是老师，累计惠及超过3600多人次。”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说，“宗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就是：既然生存于斯、发展于斯，中国宗教便理应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共同弘扬“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持守各自的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不断发掘其教义教规中裨益于文明昌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真精神与正能量，从而引导广大信教群众为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多作积极的、有建设性的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卢国龙谈到，历史铸就了“道教之真精神”，道教界应适应社会发展，自觉承担起复兴中华文明的使命，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持，更加积极有效地回馈社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王珍教授谈到，中国宗教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政主教辅、多元通和的文化传统，五大宗教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我国天主教在当前国际关系改善的大背景下，应始终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巩固民主办教成果，继续壮大爱国力量。
路径之四：做好宗教人才培养工作，以人才培养强化宗教中国化之本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主要任务是现代化。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佛教现代化进程中，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现代化是其中最关键、最基础性的工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风雷将关注点聚焦在佛教人才培养上，他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班主任，对此深有感触。他建议，佛教界的工作重心应当转移到文化教育事业上来，应集中人力物力，加强各级佛教院校和研究机构建设，探索利用国民教育优势资源培养新时代僧才的有效途径，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和要求，造就一支既具有坚定政治意识和高尚道德情操，又具有深厚宗教修养和广博现代学识的高素质僧才队伍，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佛教寺院的文化教育功能，深入挖掘佛教教义教规中的优良传统和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
“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是人才中国化。”江苏省南京市政协委员、江苏省佛协秘书长、南京清凉禅寺住持理海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以人才培养强化佛教中国化之本。”他介绍，江苏省制定了全省3-5年佛教教育规划，坚持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制度来浸润人心，引导信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后备人才培养必须早做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林谈到，中国伊协已经将“经学人才培养”作为工作重点列入计划，但还需要做更多工作，需要党和政府更多支持，才能促进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深度融合，从根本上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李光富说，培养一支高水平的道教人才队伍，还需积极推进专业道教院校建设，推进院校统编教材编写工作。他同时也高兴地告诉大家，中国道教首批21本教材预计2019年底出版和投入使用。
徐晓鸿说，党和政府应从政策和财力上加大对宗教团体的支持，对于任务重的团体，应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投入的领域包括宗教院校，特别是与中国化相关的教材编写，与中国化有关的课题研究。宗教团体应有明确的规划，长短线结合，既要明确当前任务，又要清晰未来目标。
针对委员和学者们反映的人才培养问题，参加座谈会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作安回应道：“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高度重视宗教人才培养工作，我们将研究吸收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着力解决宗教院校统编教材编写、师资引进等现实问题。”
“党委政府既要当好引导者，也要当好服务者，要充分调动宗教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支持各宗教加强团体建设和人才培养，既包括研究型人才、解经讲经人才，也包括基层实践型宗教人才，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保障、创造良好条件，使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成为宗教界的自觉追求和行为规范。”巴特尔副主席强调说。
（文/记者：毛立军）
